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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时期转向了中高速增长时期，收入分配的改革将会比高速增长时期更为困难。”近日，日本财务综合政策研究所、中国研究交流顾问田中修在上海交通大学的讲座上做日本经验看改革开放40周年的演讲时说道。

田中修指出，通过减免农业税、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政策，中国城乡间平均收入差距明显缩小，但目前中国城市和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却正大幅度扩大，仍旧存在城乡二元结构及农村贫困问题并未解决。

田中修强调，日本经济在高速发展时期并未出现明显的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收入分配改革经验可供中国借鉴，包括向城市地区的富裕阶层征收高税率的财产税、“春斗”机制、金融政策向农业及中小企业倾斜等。

“为了进一步显著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需要大胆制定和实施政策来最终实现收入再分配。”田中修说，“这需要税收制度、社会保障和政策金融（农业、中小企业和住宅）的组合。”

以下为演讲全文：

2018年，中国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同时也迎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若将改革开放的这40年以10年为单位来划分，那么最初的10年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并行与竞争发展的时代。接下来的10年改革出现了短暂的停滞后，面向市场经济化的制度建设进一步发展。再接下来的10年迎来了经济高速发展和国际化逐步推进的时代。最后的10年，经济的高速成长期迎来结束，在经济结构的调整和改革成为课题的同时，中外双向的经济开放也取得了大幅度进展。

从中日经济关系的角度来看，最初的20年，日本通过日元贷款和知识支援，给予了中国积极的支持。接下来的10年，日本企业通过积极的对华投资，促进了中日经济的融合和合作。最后的10年，反全球化的动向逐渐显现，中国和日本作为东亚有担当的两大经济大国，共同处理了很多国际课题。

在这样的过程中，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局面，也迎来了新课题。而日本在过去的发展中也曾遇到过相似的课题。本次演讲中，我希望能够借鉴日本的经验，向中国今后的改革开放政策提一些建议。

改革开放最初以农村为中心展开。由于人民公社的解体和农产品销售的自由化，农民收入取得了增长。然而，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城乡收入差距在90年代后半段开始扩大。另外，由于财政困难，地方政府开始向农民征收各类税金和费用，一部分农民的收入开始下降，农村社会也开始动荡。城乡差距一时达到了3倍（2009年差距达到峰值，为3.33倍）。

另一方面，城乡收入差距使得外出务工的农民工增加，农村出现了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的问题。而且，当时农民尚未能享受十分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农村也缺乏卫生设施。2003年，非典型肺炎SARS的流行使得农村的贫困和农村医疗制度及卫生设施的不完善的弱点暴露出来。中国经济取得发展的同时，社会政策却大幅度滞后。

党中央彼时将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提出了减税、设立补助金、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提高最低收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诸多政策。这些政策使得2010年以后农民收入涨幅超过了城市居民收入的涨幅。平均来看，城乡收入逐步缩小。

目前尚残留的最大问题是，城市户籍和农村户籍的二元区分及消除农村贫困。对于该问题，党中央正在通过实施“三个1亿人”政策和打好“三大攻坚战”来谋求解决。

尽管城乡平均收入差距已有缩小，但城市和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却正在大幅度扩大。

此前中国经济高速成长，使得经济份额增加额中的一部分分配给中低收入人群成为可能。但是，中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时期转向了中高速增长时期，接下来将迎来的不是经济整体份额的扩大，而是必须将这一经济整体进行分配。由于这一分配将会招致既得利益者的不满，收入分配的改革将会比高速成长时期更为困难。

日本在高速成长时期，收入差距并没有大幅度扩大。我认为其理由有以下几点。

首先，官僚阶层主导了从二战到战后的社会主义收入再分配政策。收入分配改革从二战时期开始，政府剥夺了财阀的经营权，控制了地主的低价，设法提高佃农收入。尽管财阀和地主的弱势化此前已经开始，二战后的财阀解体和农村土地改革才使得这一弱势化成为决定性趋势。

政府将国债作为土地征用金交付给地主，但是由于战后的通货膨胀使得国债失去了价值。另一方面，由于政府向城市地区的富裕阶层征收高税率的财产税，战前已经成为富裕阶层的人群也不再富裕。

在战后的高速成长时期，高收入者依然需要缴纳高累进税率的所得税、继承税和赠与税，这使得新型富裕阶层的出现受到了阻碍。另一方面，在高速成长时期，为了向劳动者分配经济增长的成果，导入了“春斗”机制。每年3月至4月，全国和产业整体同时进行工会与资方的交涉，不论企业规模大小，与经济成长率相符合的工资提升得到了保障。

政府将由“春斗”所确立的平均工资增长率反映至从农民手中购入大米价格的改定率（即生产者米价），防止了城市和农村的收入差距扩大。相对于城市劳动人口所导入的源泉征收制度，政府也向农民群体导入了申告纳税制度。如此的税收政策对于农民收入的提升起到了促进的效果。

此外，在金融方面，政府配备了专门面向农业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协同组织金融机构，为农业的现代化提供了必要的资金。这一系列政策实施的结果使得日本在高速成长时期一时间城市与农村收入的高低出现反转，日本的出国旅行现象也是从农村开始出现。

政府从高速成长时期开始，便十分重视应对中小企业的政策，配备了专门面向中小企业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协同组织金融机构，确保中小企业资金筹措顺畅。同时，政府也设立了专门面向住宅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使得国民无需承担过高的债务也可以购买自用住宅。这一系列政策的实施，使得日本在高速成长时期，城乡收入差距和不同规模企业的收入差距并没有扩大。20世纪80年代，日本社会也被认为实现了“1亿总中流”。

相对于日本的一系列政策，中国目前尚不存在伴有累进税率的继承税和赠与税，房地产税也尚在完善之中。个人所得税中的所得种类较多，税率也各不相同。因此，税收制度的收入再分配功能较为有限。

另一方面，党中央在新发展理念中强调“必须让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此外，2017年十九大上明确提出了到2035年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到21世纪中叶实现共同富裕的方针。到2020年的3大攻坚战中，其中一项是实现农村5500万人脱贫，每年实现1000万人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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